第五，突出了《宪法》对中央在特别行政区行使管治权的保障和规范作用。
同理，可以通过审查上述相关行政法规是否符合法律，相关法律是否符合宪法的方法来最终形成保证宪法实施的立法监督体系。两办也是通过发布上述通报的方式来保证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有效实施。
《通报》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首次公开了对地方性法规违反行政法规的审查理由，并定性为放水，这一结论对于维护行政法规的权威，监督地方性法规的合规性（这里的规指行政法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合宪作为抗辩理由，那么，立法程序上就必须首先解决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与其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是否合宪，如果审查行政法规不合宪，才能撤销违宪的行政法规，维持符合宪法原则要求的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效力。据上分析，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立法监督实践中已经发生的行为，而不是准备发生的行为，说明了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工作是可以进行的。我们经过审查研究以后，认为这样的制度对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是不合适的，我们建议地方予以纠正。其次，《通报》在对存在与作为行政法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抵触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上，适用的依据也只是相关的党内法规、党纪政纪方面的规范性文件。
与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在法理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相契合的是，在地方性法规立法监督的实践中，也屡次出现了对地方性法规进行有效立法监督的实践所引发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即便在地方性法规中明确标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规的字样，也无法真正有效地保证地方性法规真的不与宪法相抵触。[108] （3）系争分类对于促进前述利益而言是必要的。
目前所侧重的合理性审查并不能有效实现宪法保障权利和控制权力的目标，有必要为平等权植入牙齿。[28]就时间而言，尽管在理论和实务上其可以追溯至遥远的时期。就实质有效性要求而言，尽管其在一些案件的审查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不仅最高法院在适用严格审查时很少提及，而且其存在也很少得到严肃的讨论。Korematsu案判决指出，[101]防止发生重大军事灾难是急迫的利益。
如果系争法律系字面上以可疑或者准可疑标准而作成分类，则应当分别适用严格审查或者中度审查。美国宪法上平等保护案例的审查方法，已经形成了由合理性审查、中度审查与严格审查等多重审查强度构成的体系，要求根据分类标准和基本权利重要性的不同而采用不同审查强度，审查系争政府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合理关联性。
它是由1938年Carolene案判决引入的。姚国建、秦奥蕾编著：《宪法学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81页。准可疑分类包括以性别为标准作成的分类和以是否婚生子女作成的分类。[17] 其次，就其事项保护范围而言，一般认为，平等保护的核心内涵是源于其历史渊源，主要指向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
[12] 基于上述原因，早期最高法院在解释第十四修正案时多认为，其旨在确保奴隶获得自由和平等对待，尽管在行文时将其作为对使用分类的一般限制，[13]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其包容、不排斥政府隔离或者歧视，基本没有牙齿。[77]适用该基准时，原则上推定系争政府行为违宪。1.中度审查的适用范围 中度审查适用于准可疑分类，即基于性别或者是否婚生子女而为的分类。较之德国的统一（比例原则）模式而言，美国模式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特点，主要原因在于它是由下而上由经验归纳原则的模式。
[97]此外，从竞合角度看，政府分类同时采可疑标准并且给基本权利造成负担的，应采最严格的审查。[2]参见江登琴女职工退休年龄规定所引发的争议评析1、夏正林女职工退休年龄规定所引发的争议评析2，载韩大元主编：《中国宪法事例研究（二）》，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7页、第47—61页。
王锴：重庆高考状元因民族加分未被大学录取事件——优惠性差别待遇措施与宪法上平等原则，载胡锦光主编：《2009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不过，问题在于最高法院并未确立急迫的利益的判断标准：一则并非所有重要政府利益都能构成急迫的利益。
尽管个案审查制度难以消解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但中度审查和严格审查的前两阶的模糊性加剧了。[48]以下方法较为重要： 首先，政府公开表明歧视目的的，则无待进一步证明。不过，尽管从技术层面讲，中度审查已经比严格审查宽松许多，但在实务中仍有许多政府措施难以通过中度审查。有学者将1938年Carolene案判决[29]脚注[4]视为由合理性审查和严格审查构成的双重审查基准理论的开端。而就以种族为标准的纠偏行动而言，采严格审查，忽略了其挑战者所属群体本身并无长期受歧视的历史，且不缺乏影响政治过程的渠道和能力。基于对立法过程所遭遇困难的同情或者司法谦抑，法院通常对于立法对公共福祉的界定表示高度尊重。
本文拟从平等保护条款及其审查方法的发展史、审查前提、审查基准以及平等保护审查方法的主要争议及出路几方面对美国平等保护案例的审查方法作深入的介绍和讨论，藉此为完善我国平等权释义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它也不要求有证据能够表明系争分类确实有效，只要理性政府官员相信其或许能促进某一目的即可。
卡斯特罗以其未考虑离异妇女违反法律平等保护为由提起诉讼。[49]但立法者或者执法者通常不会如此明目张胆，而会试图掩盖或者否认此类目的，故需诉诸其他客观证据。
我国不仅经由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保障平等权，并通过一系列下位法将之具体化，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平等权保护规范体系。直到1954年Brown 案判决，最高法院才改变立场。
其次，最高法院可以经由个案衡量解决问题，故无须诉诸一般性规则。[87]不过，其明确反对冈瑟的评价，[88]且据相关研究，在适用该基准的案件中，上诉法院维持系争法律且未被推翻的约占30%，[89]故毋宁说其理论上严格，事实上通融。霍根以此违反法律平等保护提起诉讼。形式主义化的出现是因为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过分执着于审查基准，忽略了背后的原理，这无异于忽略了如下事实：审查基准并非一成不变，它是法院在就宪法上法律平等保护的含义作成规范判断的基础上经由个案审查而确立的。
[41]第二，其对人民作了分类，即基于一定标准对人民进行差别对待。（二）存在歧视性目的 就前述分类而言，最高法院判例认为，仅证明法律的实施存在歧视性影响还足以认定系争政府行为违宪，原则上还应证明其存在歧视性目的。
[98] 2.严格审查的审查框架 适用该基准时，一般推定系争法律违宪。对此，也有人从民主和分权角度提出批评，毕竟对目的的审查意味着对立法权和行政权更深层次的介入，而一般认为它们对此享有广泛的裁量权。
在US v. Virginia案判决中，吉恩斯伯格指出，在该种情形下，法院将确定所给的理由是否‘极具说服力。[78]于此，系争分类只有满足如下要求才能通过审查： 第一，系争政府行为所追求的乃是一重要的政府目标。
后因罗斯福法院填充计划的威胁，法院方调整立场，自我克制，以双重审查基准取代以往单一的审查框架，依案件类型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审查方法，主张经济和社会政策一般应委由立法和行政为之，毕竟它们更具民主性和专业性。[30]上世纪30年代经济规制问题曾令最高法院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该理论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使其得以摆脱这类问题的困扰。易言之，其所反映的更可能是成见或者偏见而非正当公众关切，不具有正当目的。以Gratz v. Bollinger案为例，除未获得充分代表的种族上之弱势群体外，系争密歇根大学招生政策还把申请者为职业运动员、父母为校友、有捐款可能等因素作为加分项。
[27]就规范领域而言，这种多重审查框架肇端于正当程序条款，精细化于平等保护条款，而后扩张及于其他宪法条款。[76]基于此，Windsor案判决将以性取向为标准的分类也纳入其适用范围。
Loving v. Virginia案判决指出，[100]将涉及白人的跨种族婚姻入刑，目的在于维护白人优越性，这并非宪法容许的利益。本案中系争州法规定，公务员招聘应优先录用退伍军人，其中98%为男性。
其中，可疑分类包括以种族、民族、出身国或者以外国居民为标准作成的分类。[66]合理性审查并不要求目的和手段之间事实上存在合理关联，毋宁只要经验上的关联，即能够合理认为二者存在关联即可，故实务中可转换成除非政府行为明显错误，是恣意滥用权力，而非在判断。
